我看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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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知道这个人到现在，我对此人一直没什麽兴趣。中学时代曾看过此人的几篇短文，没留下什麽印象。到现在，也长了些见识，不管是去图书馆还是书店，当代文学这个架子我是从来都不去的，也就更没什麽印象。知道此人，是因他和另一个姓余的对骂。不过一笑置之。论骂架，我想，恐怕谁也超越不了鲁迅先生。但是先生的骂，总是骂得让人内心痛快，痛快之後，又是痛苦和深思，随後而来的是寂寞和孤独。但先生的书读得多了，縂有些会意。所以对那些三四流的文字，实在是没什麽兴趣。当然，先生的很多观点我也不是都赞同的。
之所以提到此人，是因为今天看到了此人的一篇文章《让"中国龙"变成"上帝的羔羊"——论基督信仰在中国兴起的意义》，又加上此人在年轻读者中有一批支持者，实在是觉得不得不加以批驳。
看过这篇文章，我不得不惊叹此人的险恶用心，以及自擡身价的卑劣可耻。不过，或许是我过虑了，或许此人是真正的上帝的子民，或者说是奴才。但更大的一种可能性却是此人打着上帝的名义挂着自由的幌子，去做着谋取名利的勾当，甚至还梦想着青史留名。这种以圣洁的文字为工具极尽混淆视听之能事以迷惑大众颠倒是非黑白，进而谋取功名利禄，甚至妄想青史留名的读书人是最为可耻和卑劣的。
我深觉敬惜纸字是读书人和其他人的根本区别。或许有人会对此持有异议，但是仔细想想，一个对纸字心怀虔诚的人，一个把纸字当作良心的人又怎麽会出卖自己的纸字来换取功名利禄呢？
对於读书人而言，纸字就是他的良心。谁玷污了自己的纸字，那麽就请谁用自己的鲜血把她们洗乾净。用鲜血还她们一个清白，从而洗刷自己的耻辱。若此人真如我的推测，那麽不知道此人，有没有这个勇气来洗刷自己的耻辱。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觉得此人出卖了自己的纸字出卖了自己的良心。下面我会从两个对立面来简单分析这篇文章。
一，若余杰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我们来看这一段------"并且，'文化基督徒'这一谬种流传的概念，使得信仰从生命中遭到剥离，而文化凸现成为最高价值，遂导致"买椟还珠"之恶果。"那麽我只能感叹此人的愚昧和无知，可叹他读了这麽多年书，连文化和宗教的关系都不懂，岂不可笑。在我眼中'文化基督徒'纔是最高等的'基督徒'，纔是真正追求真知真理的人，纔是真正能够从西方文化中汲取精华来救国救民的人。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代表，不懂圣经不懂基督教，也不可能真正读懂西方文化，也就不可能从中汲取精华以救国救民。被余杰极力诋毁成谬种的'文化基督徒'恰恰是我认为最高等的基督徒，最能够在中国传播基督文化的基督徒，他们之所以没有做到，并不是因为能力不足，实在是因为时代的原因。
事实上，基督教也不可能救中国，能够救中国的从根本上说，只能从我们自己的典籍中去寻找。现在传统断了，我们只能先去接续这个传统，若直接移植西方文化，是不可能成功的。就比如说嫁接，我们可以在枝叶上来做文章，可是若是我们把一棵树的根嫁接掉呢，那麽我想即便是死不了，那麽这棵树也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只能先去接续这个传统，再汲取西方文化中的一些精华，才能再次创造灿烂的中华文明。可以说，没有中华文明，也就没有中华民族。我们怎麽能抛弃自己的根呢？一个中国的读书人一个受汉字滋养的读书人怎麽能抛弃自己的根呢，怎麽能忘掉自己的本呢。这一点，无论如何，余杰都无法逃避。若余杰是一个虔诚的信徒，我也要骂他是个洋奴。作为一个普通人，做一个基督徒无可厚非。但是作为一个以汉字为母语的思考者（思考者是依据余杰自己的说法），连这些都想不明白，却去作一个所谓的基督徒，我不能不问一句他脑子是不是浸水了。
余杰此人，一，不懂中华文化；二，不通西方文化。这点从文章的题目就很明了。
一，中国龙是什麽，到底象徵了什麽，余杰到底知不知道；余杰除了题目全篇没提到中国龙，很明显，他很难阐释这三个字的意义。他在题目中用这三个字来代表中国人，不过是人云亦云。他并不真正了解龙在中华文化中的真正内涵。也并不知道，中国龙这三个字是绝对代表不了中国人的，更加代表不了中华文化的。

二，退一步讲，做中国龙难道不比做上帝的羔羊好吗？宗教之所以兴盛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其具备能被统治阶级利用的价值。当然，客观上讲，信徒大体都比较善良。宗教的教育意义也是绝对不能被抹杀的。本质上来讲，宗教的教育价值还是体现在它的文化上。宗教的内核绝不是余杰所谓的信仰所能涵盖，宗教的内核是掩盖在宗教外衣裏面的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心灵。余杰以信仰代替宗教，是使了一个障眼法，要麽是他不懂，要麽是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故意为之。不懂宗教的人，如何能懂基督教，不懂基督教的人，如何还敢妄言基督教可以救中国？
三，中国龙怎样变上帝的羔羊。此人更是避开这个关键性的主题，又一次拿出他所谓的信仰，实质上根本没解决任何问题，而是一味地谈什麽保儸，我推测他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把自己擡到保儸的位置，把自己描绘成上帝的使者。这如何让人不怀疑此人的用心。
我们再看看这一段——
一批"新人"——他们自觉地将个体的拯救与民主的实现联系在一起，致力于将神州变成真正的"神州"的工作。他们在研究其他国家的民主化的时候，发现了这样一个长期被忽视的事实：在苏联及东欧极权主义崩溃和民主制度建立的过程中，宗教信仰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例如，罗马教皇保罗二世的呼吁和祷告，其力量丝毫不亚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政策。在中国正在进行的制度转型中，教会和基督徒必然将发挥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作用。
余杰此人引用的前面一段诚然是没有错误的，但是想清楚了，余杰便又是在使障眼法了。他要麽是无知要麽是刻意地隐瞒了这样事实——苏联和东欧国家都是基督的领地。而中国，从古至今都不是基督的领地，而将来，基督最多能够像佛教一样在中国占据一席之地，但绝不可能像在西方那样占统治地位。更何况，佛教在中国创造极为灿烂的文化，为中华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基督教为中华文化做出的贡献，最起码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希望以後能看到基督文化能够真正融入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可以说是文化入侵的一个帮凶和利器。
我们中华民族，从根本上讲，是没有宗教的，或者说我们中国的神龕上供奉的是知识。从古至今，真正让老百姓信服和爱戴的都是读书人。最让老百姓尊敬的也是读书人。这一点，从俗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能体现出来。或许你会说那些有钱读书的不正是那些地主阶级吗，那麽，你说的没错。中华文化的载体之一正是我们所谓的封建地主，但是地主真的像我们的历史课本上说的那样吗。翻一翻史书，你就会明白了。中国除了哪些和封建官僚勾结的豪强地主，其他的地主又有几个不是靠着自己的双手而成为地主的呢。正是这些地主们，为中国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精英；正是这些地主们，为中国的士子撑起了一片天空。
另外，我们再看看任继愈口中的儒教，顺便提一点，任继愈把儒家称作儒教，我实在是不敢苟同。在我心中，道家儒家都是超越宗教的。我们再看看文庙中供奉的都是哪些人，孔子、孟子、颜回、曾子、子思以及以後的大儒。这些不都是我们中华文化中最优秀的读书人吗。所以我说，我们中华文化的神龕上，供奉的是知识，是用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知识。这里也不展开讨论了。
二，若余杰是一个伪基督徒。若真是如此，那麽，此人的卑劣无耻也就无需复言了。
关於此人在此文中引用的对暴政的说法，我是基本同意的，这里也就不详谈了，留待以後吧。
总之，我宁愿相信此人是一个愚昧无知的基督教信徒，也不愿意相信此人是出卖良心卑劣无耻之辈。但是真相越来越倾向後面一个。这一点，若有心的人，自然会知道布什会见此人和王怡的一些消息。当然，关於这些也并不是铁证。但是我更愿意相信那些曾为自由流血牺牲的人所说的话。
夜，很深了，我的思维也有些混乱，留下没有写完的，待以後有空再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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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到来，使得西藏的局势发生大逆转。 1912年初，流亡印度原被解除称号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借机策动事变，达赖喇嘛发布《告民众书》"（汉人）固当驱除净尽......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达桑占东承达赖之意组成一万名"西藏民军"，围攻江孜、亚东、日喀则等地的清军。一时间，汉族人在西藏地区遭到藏族极端分子不分青红皂白的乱杀，达赖喇嘛乘机排除清朝中央政府的官员影响，单独执政。最后驻拉萨清军败于印度的英国军队和西藏地方军，经过尼泊尔驻拉萨代表调停，清军被解除武装。 1913年1月，达赖喇嘛回到了拉萨。袁世凯发电报，表示要恢复达赖喇嘛的封号，达赖喇嘛在回复中，则直接重申了他对西藏的统治。西藏特使在乌兰巴托签署《藏蒙条约》，宣示蒙古、西藏互相承认各由中国独立出来。
1913年2月14日、藏历水牛年正月初八日，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发布圣地佛谕，文告的内容涉及西藏的体制改革、实行新政等内容。也因为文告的这个性质，部份学者将此份文件看作是西藏的独立宣言（Proclamation of Independence of Tibet）。水牛年文告是达赖喇嘛的一个内部讲话，当时尚未有外人知道，没有公开宣布。直到1932年，文告才以用信件的形式公布。文告的现行版本多引自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一书，范普拉赫曾表示引文来自夏格巴的私人收藏档案。文告中"我们是一个很小的、信教的独立国家"（英文：We are a small, religious, and independent nation）语句被学者反复引用论证，时常被认为是达赖喇嘛宣布西藏独立的重要宣示。
英国不愿意西藏政府与中国政府发展直接关系。故谋划了于1913-1914年在印度西姆拉召开的，有中、英、藏代表参加的会议，会议期间，英方代表麦克马洪与亲英的西藏代表夏扎•班觉多吉背着民国中央政府私下用秘密换文的形式，在地图上划了一条实际长达850英里的边境线，把中国门隅、珞瑜、察隅三个地区共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入印度。这条由英殖民者一手操纵的、中国任何一届中央政府、任何政党都未承认的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为以后中印两国关系的发展投下了阴影。
1914年，英藏签订《西姆拉条约》，卫藏获得完全的自治，但又说明："外国政府"一词并不包括中国。英、藏代表签署了该条约，而中国代表陈贻范则拒绝签署。除此之外，在英国与西藏地方政府私下的单方协定中，西藏的"东南边境特区"被割让给了印度，也就是藏南地区（现在的印度阿鲁那恰尔邦）。虽然英国获得了好处，但并没有像西藏预想的那样，支持西藏独立建国，而横英国卖给西藏来福枪、弹药，后来则拒绝出售机枪、火炮。印度面对来自西藏的请求时，表现更为冷漠。
当一战爆发及中国进入军阀割据的乱局，西方各国与军阀都无暇理会西藏问题，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无压力下管治西藏直至他1933年去世。当时，西藏的政府控制卫藏和西康，与现时西藏自治区相约。 西藏不断扩军，在康区部署了绝大部分的军队（数万人），这也导致西藏在北部地区，无法有力维持边境。1917年，在康区的冲突中，西藏噶厦取得了胜利，占领了昌都、德格等地。随着继续扩军，噶厦无力维持飞涨的军费开支，转而向后藏扎什伦布寺第九世班禅喇嘛要求巨额税收，班禅喇嘛抗议无果后，于1923年12月，出走内地，随后受到中华民国政府的接待。由于新兴的少壮军官热衷于西化，与西藏传统势力的冲突不断加剧，最后导致这些军官先后被免职，藏军此后走向衰落。但由于中国经历着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西藏的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1950年代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