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Amsel于2005-12-14,17:55:58
专制社会永远有财政危机，这是专制的必然后果。解决这个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闭关锁国，没有第二个办法。不是老毛不想吃好的，不是老毛不想手下的“三湾子弟”有好日子过，没有办法，要当皇帝就必须"艰苦朴素".专制社会一旦出现享乐主义，专制马上就要垮，挡都挡不住。伟大的母国，遍地吃喝嫖赌，这是好事啊！这样的消费，只有民主自由贸易的社会才能满足，我们现在走在大路上！
自由民主贸易的开放社会，聪明可以自由创造，科技不断进步，一切都处在巨大的变动之中。新的科技和商业模式的出现导致各种商品的价格急速变化。以钢铁为例，上世纪初的卡耐基梅龙时代之前，吨钢价格在100美元以上，二十年之内，卡耐基梅龙把吨钢价格降到了不到一美元。钢铁价格的急遽下降，使的造船业飞速进步，出现了泰坦尼克。这样故事，今天可以在电脑上看到，就在十年前，SUN工作站的一个键盘都要卖200美元，如今，一个相当于十年前巨型机的PC只卖299美元。
自由社会的经济是如此之风云变幻，任何计划都是无效的。英美始终没有出现社会主义的苗头，就是因为他们的经济是世界之颠，在英美搞计划，简直就是财政灾难。
90年代的克林顿左派政府曾经想过搞政府主导的信息高速公路，当时已经建立了实验网，就是ATM加SDH技术，结果发现技术上更本不可行，最后不了了之。
互联网飞速发展，但是发展的方向更本就是按戈尔和任何专家所设计的来。GOOGLE的异军突起就是证明。GOOGLE当年曾想以五万块卖给YAHOO，YAHOO不要，连GOOGLE自己都没想到成就如此之大的事业。市场需要什么，是谁也无法计划的。
专制国家就不同了。专制一定是计划经济的，专制也要吃饭，专制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非常重视科技。
对科技的重视到了变态的地步，但是和自由的西方相比专制的科技还是太落后。这是因为专制不允许人民自由地创造。科技是探索未知，无法计划，
科技的发现靠有心人自由独立地思考，科技成果的评价靠市场。专制不允许人民自由思考，任何的自由，包括放屁的自由都是对专制统治的威胁。
在科学和统治两者之间，专制政权选择的是统治。如果有科技进步最好，没有也就只有忍了，所以专制国家的产业异常浪费。专制对于科技的力量是发自内心地惧怕，B52啊！连林元帅都好怕怕的。
专制国家没有原创，但是可以学习，照抄最先进的英美的一切。这也是为什么专制只在二流国家能够成功，比如德俄意中国日本。完全原始的国家，如印度，科技太落后，人民太不开化，所以连专制都办不起来。世界之颠的英美，左派再闹，也就是“报屁股造反”的水平。但是对于有一定科技和文明基础的二流国家，
搞专制就有足够的效率。以德国为例，科技和产业水平只比英美差点点，就是这点点差别，使德国的工业在开放贸易中不占优势。希特勒上台，一关门，盈利水平马上就上来了。俄国也是，沙皇已经打好基础，为斯大林准备好了干部和科学家。中国的情况也一样。
科技产业的COPYCAT，有时在局部和短时间内可能有超过原创自由国家的效率。比如，三十年代的赤俄钢铁工业。平炉是美国人发明的，比转炉有更高的效率，但是资本家经过财务计算，绝对不划算就没改。俄共是后来者，没有巨大的包袱，所以就全改了平炉，一时顾盼自雄。但是，美国人有发明了吹氧技术，转炉又上来了，俄共的投机又失败。这总事情在专制国家比比都是。每当英美有什么科技思潮，总是专制国家第一个响应。
一个自由世界尚在争论的提议，红色院士们一但知晓，就把它当作SILVERBULLET来宣传。上来就提高到党国生死存亡的高度。
专制的经济学家封为圣经的“后发优势”，说白了就是抄袭。就算没有知识产权上的争议，抄袭也是无法和原创竞争的。专制无法不闭关锁国，就算没有愚弄人民的考虑，光贸易的劣势，专制也无法承受。一旦闭关锁国，专制政府就有了对人民的信息优势。专制本来就是个德治等级社会，入选的人才都是级级考出来的，本来就聪明，红色院士们能接触到民间看不到的资料，所有专制的产业投机对内的盈利水平是很高的。只要不和美国比，什么都好。88年，长城0520风靡全国，那时DELL才从大学退学不久，党国的产业敏感还是不错的。当年我看《计算机世界》上有一篇红色院士雄文，如何全面国产化。
这位老哥建议党国从苏修卖技术，建FAB造1M的内存条。这不是把党国往财务的火坑里推吗。莫尔定理大家都知道，有个莫尔第二定理，说的是FAB的成本也是几何级数增加的。今天诸位能买得起PC，能上网，要感谢莫尔第二定理。不然，计算机和汽车一样，一定会被党妈看得死死的。
中国所以会有改革，苏东所以会垮，都是产业和西方拉开的距离太大了。苏军入侵贫穷落后的阿富汗，打开了和自由世界接触的口子。苏军用枪弹换录像机录像带，西方的腐败文化潮水般地从前线涌回国。几年后，一有机会，党国的一切都完了。
这都是必然的，如果大家还记得八十年代苏联电影《两个人的车站》里的那台机械收款机，就该知道这个制度已经无法维持了。
我们的党，也一样惨。八十年代初有个电影，陈配斯在里面演个穿喇叭裤的后进青年。喇叭裤的爸去国外引进新技术，喇叭裤让他一定要带一盘《世界夜总会》的录像带，被党国干部劈头盖脸一顿骂。我家的一个朋友邹叔，75年去英国引进斯贝，从垃圾堆里拣了好多砖头录音机，回来送人。一个拣的录音机，就把技校的儿子送到了海关。
至今，邹叔都没从那一年半的辉煌中回过神来，动不动就是“兄弟当年在曼彻斯特的时候……”，然后讲他在上海被歧视。邹叔回国住部里在上海的招待所，被告知单间满了，安在通铺。邹叔躺在床上抽烟，服务员气势汹汹地过来，一看抽的是万宝路。马上把邹叔拉到二楼单间，价格和通铺一样，全空的，把邹叔气得。邹叔本想送服务员一支笔什么的，服务员提要求，能不能把烟盒给他，从此邹叔再也看不起上海人。我们都特爱听这段故事。
党妈如今好了伤疤忘了痛。红色文人看到了失落已久的花语权，纷纷出来劝党妈独立自主开发。好啊，到时候，我们这些海归，一个烟盒就能打翻伟大的上海。
祝党妈走好。
